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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作”到“事业”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战略
更新时间:2017-03-27 来源:《现代日本经济》 作者:贺平

摘要:水务领域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的传统重点领域,近年来,日益成为日本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新兴增长点。这既源于国际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的变化,也与少子过疏化和财政困难等日本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变化息息相关。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战略由此逐渐从援助视角下的“合作”向商业视角下的“事业”转变,并且实现了两者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国内政府引导与机构设置的基础上,日本在东南亚各国的水务实践注重公私伙伴关系的建设,强调企业与地方政府“官民互动”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这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水是维持生命和保障健康的必需品,也是工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资源。由于水文、地质、人类活动等因素,水资源问题呈现出多种形式: 洪水、暴雨、台风、泥石流等与水相关的自然灾害; 缺水和干旱; 地下水枯竭; 海平面上升; 水质污染; 介水传染病,等等。东南亚地区既是水资源问题的高发地区,也是战后日本发展援助的重点对象。因此,水资源问题成为日本在东南亚开展区域功能性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水务市场的巨大商机,水务领域日益成为日本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新兴增长点。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战略也逐渐从援助视角下的“合作”向商业视角下的水务“事业”转变,且通过有效的“公私协作”和“官民互动”,实现了两者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一、从援助视角下的水务“合作”到商业视角下的水务“事业”

水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水太少”和“水太多”。东南亚属于季风带,尽管在局部地区和干旱季节也面临“水太少”的问题,但更多遭遇的则是洪水、暴雨等“水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由于山地、下游冲积平原等地貌特征而进一步加剧。从1980 年到2006 年,全世界与水相关的灾害造成约136 万人死亡和约47 亿人次受灾,其中亚洲地区分别占到46% 和90%。[1]在过去20 年间( 1994 ~ 2014 年) 全球受洪水、风暴等极端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十大国家中,缅甸、菲律宾、越南分别排名第二、第五和第七位,而泰国、柬埔寨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也经常占据“年度风险指数”的前五位。[2]根据2008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由于卫生状况落后造成的年均损失达到90 亿美元( 按2005 年价格计算) ,分别占上述4 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7. 2%、2. 3%、1. 5% 和1. 3% ,卫生状态的落后反过来又造成大量的水污染。[3]政府发展援助( ODA) 是日本开展水资源国际合作的传统方式,而以东南亚为核心的亚洲周边国家则是这一功能性合作的首要对象。从1966 年到2000 年,在水资源领域,日本共向全世界提供了4. 3 万亿日元贷款,其中亚洲占到70%。在外务省负责的无偿资金援助中亚洲也占到了约40%。这其中,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成为重点对象国。[4]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至2006 年,相关国家凭借ODA 的日元贷款改善供水系统,使总量超过1 亿的人口获得了安全的饮用水。[5]除了资金援助之外,日本在水资源领域的发展援助涵盖开发调查、专家派遣、接收研修生、草根技术合作、海外青年协力队等主要形式。根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划分,水资源开发保护的目标大致可以归为4 个方面: 推进综合的水资源管理; 确保高效、安全、稳定的水资源供应; 为保护生命和财产提高治水能力; 通过改善水质等保护水环境。其中,每一个目标都可以细化为若干个次级目标。整体而言,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合作实践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具有问题导向、目标明确、收效显著等特点( 参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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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ODA 在1997 年达到波峰后持续减少。由于财政困难、预算改革等原因,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传统对外援助手法日渐力有未逮,而防灾、健康等领域的技术、设备、制度、经验则成为新时期区域功能性合作的重要载体,这也促使援助视角下的水务“合作”逐渐向商业视角下的水务“事业”转变。20 世纪70 年代延续至今的“水务合作”或“水务援助”也为新时期的“水务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创造了良性的市场环境。这一转变从国际和国内、需求和供给、优势和劣势等方面综合来看,有3 个主要动因( 见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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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于东南亚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压力的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东南亚的用水量出现明显的上升。据OECD 的预测,2010 年至2030 年,全世界与水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将迅猛增加,其中亚洲和大洋洲居首,将达到9 万亿美元之巨。[6]这一潜在的投资热潮在那些经济相对后进的东南亚国家表现更为显著,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的预测,从2010 年到2020 年,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越南等国对水和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分别占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 36%、0. 35%、0. 60%、1. 88%、0. 65% 和0. 54%。[7]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私协作( PPP) 为民营企业参与水务领域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提供了巨大商机,东南亚水务市场的民营化率尽管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但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且极具成长性,据预测,其民营化水务市场的供水人口到2025 年将比2015 年增长约1. 72 亿人。单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由于人口的增长,到2017 年其上下水道的市场规模就将达到15 亿美元之巨。[8]东南亚的水务市场由此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新兴领域,无论是传统的“四小虎”,还是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相对后发的中南半岛各国,都提供了极大的市场空间。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经营虽使其开拓商机具备了某种独特的“先天优势”,但是包括老牌的欧美跨国巨头在内,新加坡、韩国、西班牙等新兴国家水务企业的迅速崛起使日本感受到了现实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在新一轮的“新重商主义”和“经济外交”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积极介入或政府和民间的进一步协同,成为日本涉足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关键因素之一。[9]其次在于日本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变化。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国家之后,日本对于水资源基础设施的重点投资,为确保国土安全、改善公共卫生、充实水资源供给服务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0]但是,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振、少子化、过疏化倾向加剧等原因,日本国内水道事业的目标客户连年萎缩,到2060 年日本全国人口将降至8 600 万人,对水的需求将比2013 年减少约四成。[11]在日本,水道的建设和管理由各个市町村具体负责,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服务对象有限,难以实现规模化的高效经营。据统计,供水人口不足5 万的水道管理机构占日本全国总数的近七成,对于中小城市而言,经营状况尤为艰难。[12]此外,水务系统传统上主要是公用事业,但随着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的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财政投入连年下降,更新老旧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与不断消减的实际收入之间的鸿沟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日本国内水道事业的总投资额在2005 年度达到1. 1 万亿日元,比平成高峰期的1995 ~ 1998 年的水平下降了约5 000 亿日元。[13]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出生于“团块年代”的技术人员大多面临退休,技术和管理经营的后继乏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2010 年,日本综合研究所对日本全国777 个水道事业机构开展了一项关于上水道事业经营课题的问卷调查,四成受访者感到财政不足和人员匮乏的问题,而认为今后10 年这两个问题将更为显性化的更是达到九成以上和接近八成。[14]

因此,日本的水务产业亟需在东南亚等地开拓海外市场,以谋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早在2007 年,由日本官产学各界联合组成的产业竞争力恳谈会( COCN) 就提出了“关于水处理和水资源有效利用技术的项目”。2008 年11 月,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近30 家日本企业组成了“海外水循环系统协议会”( GWRA) ,希望通过强化业界合作开拓海外市场。在2004 年制定和2008 年修订的《水道愿景》的基础上,2013 年厚生劳动省发表了《新水道愿景》。这一愿景将日本水道的理想状态概括为3 个关键词,即强韧( 能够将由于自然灾害遭受的受害程度降到最低,并能够在受灾后迅速修复水道) 、安全( 使全体国民在任何时候都能喝上好水) 、持续( 在供水人口和供水量减少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健全的、安定的水道事业运行) 。其中,国际拓展被认为是实现“持续”目标的重要路径。

在日本政府制定的《新成长战略》中,水道与铁道、核能开发等被一并作为日本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出口的重要领域。根据2010 年6 月制定的《新成长战略》,日本政府将通过公私协作( PPP)的方式到2020 年为止实现19. 7 万亿日元的基础设施出口规模。2010 年4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决定加强对日本企业参与海外水务市场的资金等援助力度,由其组织的“推进国际水务研究会”提出,需要通过官民一体的方式,将日本在国际水务市场的份额从2005 年的不到2 000 亿日元提高到2025 年的1. 8 万亿日元( 总份额约为87 万亿日元,约占其中的6% ) ,增长近10 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年均提升约1 000 亿日元的市场份额。[15][16]而在东南亚的目标市场方面,不单单是发展中国家,其发达经济体亦是重要的合作对象。例如,新加坡既是东丽、日东电工、旭化成、帝人等日本企业与欧美企业争夺的重要市场,又是水资源开发、水循环利用、海水淡化等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17]再次,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事业”是其企业扬长避短、推陈出新的必然选择。日本的水务企业大致分为3 种: 第一种为专注于原材料、零部件和器械制造的水处理器械制造商,第二种是设备设计、组装和建设的工程类企业,第三种是参与事业运营、维护和管理的丸红、住友商事、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等综合性商社。[18]与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 Suez Environment) 、威立雅环境集团( Veolia Environment S. A. ) 、英国泰晤士水务( Thames Water) 等全球水务巨头相比,横贯上述3 个领域的日本企业近乎于无。尽管在部分核心技术上不落下风,但日本企业在整体开发、市场营销、政商关系等领域仍处于劣势,也决定了其在东南亚的事业必须专注比较优势,开发利基市场。

一方面,日本企业的国内经验和技术在东南亚可资借鉴和推广。战后,日本在水资源保护和开发、水污染治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在有效利用水资源、建立“健全的水循环体系”方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例如关西地区的企业在琵琶湖和淀川等水系的净化事业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有益经验。日本国内传统的河道护岸工程技术、自然水循环处理方式、土壤净化法等技术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大有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水处理技术方面位于世界领先水平,注重技术研发,恰好对接东南亚各国的市场需求。例如,海水淡化主要分为蒸发法和膜法两种方式。在蒸发法上,日立造船、三菱重工、笹仓、IHI( 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 等企业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 而在膜法上,野村微科技( NomuraMicro Science) 、栗田工业等企业则位于世界前列。[19]特别是在用于海水淡化的逆浸透膜领域,东丽、日东电工、东阳纺织等3 家日本企业的产品约占世界总额的近七成。[20]这些淡化技术使海水资源丰富、离岛众多的东南亚各国获益匪浅。

其他日本企业也纷纷另辟蹊径,争夺东南亚的潜在市场。巴工业、明电舍、住友重型机械环境、Metawater 等水处理机械制造商与膜生产企业相比,技术优势并不突出,在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当地建立营业机构、加强与所在国同行的技术合作成为其成功的关键。[21]除了下水道膜处理技术之外,在下水道污泥的能源化技术、利用卫星遥感数据预报洪水和制定治水计划等领域,日本的技术位居世界前列。[22]此外,栗田工业的水处理技术、古德曼株式会社( Goodman)的电磁波漏水探测技术、日本原料的移动式净水机、日本水处理技研使用天然材料的抗菌剂、正和电工的生物厕所和新净化槽系统等技术设备都在东南亚各国面临着不少商机。

二、水务战略中的“公私协作”: 日本在东南亚的成功关键

东盟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对象,而日本则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国。2013 年,日本与东盟建立友好关系40 周年之际,双方提出了日本与东盟友好合作的愿景声明。水务领域尽管并非站在双边合作的舞台中央,却与地区和平与稳定、经济振兴、基础设施、防灾合作、医疗环境、社会贫富等诸多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2011 年,基于对越南、柬埔寨的实地调查、个别面谈和公开活动以及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调研,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了推进水道产业国际化的两大新建议: 一是在技术、产品、经验输出的基础上,加强对东南亚各国水务事业体和相关机构的研修支持; 二是由日本国内的机构、事业体、企业等建立起一元化的海外拓展网络。[23]为此,日本在政府引导与机构设置、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官民互动”、不同法人的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等方面全面推进水务战略中的“公私协作”。对于日本的水务战略而言,这些成功之道在世界其他地区亦有所体现,然而由于东南亚对于日本的特殊地缘经济意义,在这一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多水务事业体伙伴关系( WOPs) 及日本水道协会等团体成为连接国际合作活动( 主体为国际协力机构,以ODA 为主要载体) 和东南亚水务市场( 主体为民间企业,以PPP 为基本方式) 的桥梁。WOPs、ODA 与PPP 分工明确、相互补充,成为日本在东南亚开展水务战略的三大主要手段。

( 一) 政府引导与机构设置

2005 年,日本成立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日本水论坛”( Japan Water Forum) ,由前首相森喜朗出任会长。这一机构成为连接国内( 省厅和地方自治体、政治领导人、产业界、学界、市民与非政府组织等) 和国际(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国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各国和各个地区与水相关的各种伙伴关系、国际开发银行等) 各个行为主体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网络。由其组织的草根合作有33 个活动位于菲律宾、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此外还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各种水资源项目。2007 年年末由时任财务大臣的中川昭一为会长,建立了自民党内部的特命委员会“水的安全保障研究会”。这一研究会于2008 年发表了最终报告书,提出要构筑政治主导、可以采取机动大胆政策的制度; 构筑灵活运用官产学知识和经验的综合性共同体( Consortium) ; 为水资源循环型社会的建立做出国际贡献; 提供全体国民参与国际贡献的良策。这也成为指导日本在东南亚水务实践的四大方针。

根据上述提案,在日本政府内部,2009 年1 月成立了由内阁官房等14 个省厅组成的“关于水问题的相关省厅联络会”,直接受首相指示,向其报告。在政府外部,则建立了“水的安全保障战略机构”,由超党派的国会议员、产业界、学界和有识之士共同组成。前述“日本水论坛”承担起“水的安全保障战略机构”事务局的职责。

此外,日本还设立了由政府机构和地方自治体、学会和协会、经济团体、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市民活动团体、流域沿岸活动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各个行动团体( Action Teams) 。这些行动团体以“日本水团体”( Team Water Japan) 作为主体,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动员日本在水领域的人才、资源、技术和诀窍,又根据与水相关的各个特定课题形成了水道产业等多种团体,截至2011 年2 月已达到33 个。“日本水团体”的主要活动在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方面,其中在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主要表现为为解决世界水问题做出贡献,为本国水务事业的海外拓展提供支持,并通过国际会议、展览会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介绍和推广日本与水相关的各种技术和经验。由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等七国参与的“东南亚水道事业体网络”( SEAWUN) 则成为对接日本水务战略的一个重要平台。此外,在日本环境省的倡导下,2003年还建立了由中日韩以及东南亚8 个国家共同参加的“亚洲水环境伙伴关系”( WEPA) ,促进地区内的水环境治理、数据共享和能力建设。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地区水道事业管理论坛”自2010 年开始也已举办3 届,2014 年的会议由12 个亚洲国家( 其中东南亚国家7 个) 参加,成为日本宣传、分享、推介其在柬埔寨、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各国成功实践和有益经验的重要平台。

( 二) 企业与地方政府“官民互动”

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公私协作”是日本开展水务合作、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这在东南亚的实践中尤为突出。2010 年11 月神户市与神钢环境方案公司签署协议,联合开展海外的水务基础设施事业,第一个项目为越南的上下水道处理。由神户市政府提供技术和运营方面的建议和咨询,而由企业负责项目设计和设施建设。[24]2013 年1 月,神户市与神钢环境方案公司又携手获得了越南南部隆安省( Long An) 工业园区工业供水工程,项目金额高达30 亿日元左右。[25]横滨市、埼玉县等日本其他地方自治体也纷纷加紧与本地企业的合作。川崎市在2012 年成立了名为“川崎水务网络”的官民协议会,并发表了《关于上下水道领域国际拓展的实施方针》,先期目标是与越南岘港市等已经与川崎市签署友好协定或经济协定的城市开展水务领域的合作。又如横滨市水道会社由横滨市全资出资建立,在2012 年单独中标参与菲律宾宿雾岛的水道管理,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支持下,由其为宿雾岛的水道管理提供咨询,派遣技术专家,改善水道的漏水状态并提高水质,完善收费制度。[26]

( 三) 多元主体协同配合

水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投资大、资金回收期限长,单一企业往往无能为力,需要有效的政府援助。为此,日本各大政府机构分工协作,通过各种方式为日本水务企业在东南亚的拓展提供支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国际协力银行、日本贸易保险( NEXI) 、产业革新机构等提供融资等金融援助服务,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NEDO) 等提供技术开发和实地调研等支持,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等则负责收集、整理和分析东南亚的信息和动态以及国际宣传和推广事业。

厚生劳动省等省厅,国际厚生事业团( JICWELS) 、国际协力事业团等社团法人,日本水道协会等公益社团法人,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相关企业等也长期通过研究会、部会、检讨会等形式,开展联合调研并发布报告。日本政府还计划参照新加坡“公用事业局水供科技培训及网络中心”( PUB Water-Hub) 的模式,凭借其知识中心( Knowledge Hub) 的既有优势,在东南亚建立起日本版的“下水道技术国际战略据点”,统合下水道领域技术开发与展示、人才培养、网络建设、商务谈判等多种机能。

上述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主要表现出以下3 个特点。

1. 注重官民伙伴关系的建设

日东电工社长柳乐幸雄曾指出,所谓“水务”,大致可分为“造水”和“供水”两部分。日本企业在“造水”领域拥有独特和先进的技术,而在“供水”领域,各个自治体则经验丰富,如何将上述两部分“公私”结合,成为日本开拓东南亚等国际水务市场的关键。[27]水道领域的技术合作是日本在东南亚水务战略中建设官民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传统ODA 的基础上,2008 年国土交通省成立了“推进下水道领域国际合作活动会议”,希望加强官民协作,凭借膜处理水再利用系统、下水污泥炭化发电、管道更新工艺等先进技术做出更大贡献。2010 年6 月,经济产业省、劳动厚生省、国土交通省等部门设立了“海外水基础设施官民伙伴关系协议会”,约有160 家企业和团体参加。成立于2010 年和2011 年的北九州市海外水务推进协议会和横滨水务协议会也分别已有120 家和150 家企业和团体参加。[28]2010 年12 月,劳动厚生省又与经济产业省设立了“关于水道领域的官民伙伴关系推进协议会”。

北九州市是“公私协作”的最成功代表之一。2009 年12 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率先与北九州市开展合作,由前者开拓海外市场和国际合作对象,提供当地合作者的信息,发挥连接管道的作用,后者则负责提供管理技术、派遣技术专家、接收海外研修人员、加强与国内企业的协作等。[29]2010 年8 月,北九州市成立了由市政府、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国际协力银行( JIBC) 以及市内外96家企业组成的“北九州市海外水务推进协议会”。2011 年3 月,北九州市又作为第一个日本地方自治体竞标成功海外水道设施的基础设计。这一项目位于柬埔寨西北部的暹粒市。此次成功与北九州市自1999 年开始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开展的供水管网管理的有效合作是分不开的。在日方的技术援助下,金边市的漏水和盗水率从10 年前的72% 大幅降至8% ,日最大供水量提升至原来的3. 7 倍,供水时间从每天10 小时增加至全天24 小时。[30]金边供水局( PPWSA) 的成功实践不但受到亚洲开发银行的赞誉,也成为大型城市公共机构有效提供供水系统的案例之一。[31]截至2014 年1 月,北九州市已经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市( Surabaya) 等地成功中标14 个项目,其中包括越南首都胡志明市的主要净水厂净水处理设备等,项目总额高达20 亿日元。[32]

2. 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ODA 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规模巨大,往往被大型企业占据,为此日本政府还专门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2013 年8 月,作为成长战略中支持中小企业海外事业拓展的重要一环,ODA 为中小企业特别指定了8 个领域,并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其中的水净化和水处理领域具体包括利用太阳能发电机的水处理装置、水质测定器材、净水器、地下水的污染净化剂等。[33]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也明确提出,支持中小企业充分利用ODA,加速拓展海外市场,从而带动地方自治体的经济活力。例如,鹿儿岛县的中小企业以当地火山灰为原料制成沉降剂,在越南农村等地区开展了提供安全饮用水的有益尝试。

3. 产业团体发挥主体作用

在东南亚,由日本水务企业组成的一般社团法人发挥主体作用,成为成员企业互助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产学研一体的下水道全球中心( GCUS) 成为日本推动先进技术海外宣传、开展项目援助和促进企业国际事业拓展的重要平台。日本下水道协会担当事务局的作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其重点对象。“海外水循环系统协议会”( GWRA) 作为民间企业的特殊团体,将基于国内外官产学交流的信息收集和政策提案、海外项目的形成和推进作为最主要的事业目的,多次组团赴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实地调查。又如,日本水道工业团体联合会作为水道产业界的综合性团体早在1968 年就已成立。2008 年4 月,这一联合会建立了“水道产业战略会议”( 即“日本水道产业团体”) ,致力于收集经营和技术开发等信息、为用户提供商品信息和技术信息、推进水道产业的出口、为环境水质和防灾建言献策,配合厚生劳动省等在柬埔寨、越南等国开展调查并开设研讨班。2008 年5 月,“日本水道产业团体”向自民党“水的安全保障研究会”提交了一份包括9 点建议的提案书,除了组织协调、强化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改善和有效利用ODA、确保财源等意见之外,还提议借鉴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日本驻外使领馆派驻水资源领域的专员,强化对日本水道产业国际竞争的全面支持。[12]

三、结语

为了增强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确保“水安全”、促进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特别是区域“水合作”必不可少。正因如此,水资源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和区域公共产品的核心案例。反过来,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法律状况的不同,水资源的管理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需要因地制宜,谋求适合当地的法规、技术和方式。[34]由于岛国的地缘特性,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国际河道的国家,也就避免了与之相关的水资源分配中通常碰到的国际纠纷乃至冲突,这一相对超脱的地位也促使日本在东南亚的水环境治理和水资源开发保护中扮演起更为积极的角色。在商言商本是企业经营的题中应有之义,水务领域由于其特定的“公益”属性,却成为连接发展援助和市场开拓的交叉地带。在这一领域,日本企业在倡导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 CSR) 、实现千禧年发展目标等方面,贡献了若干重要案例。例如,雅马哈发电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合作,在印度尼西亚等国提供净水器,并为数百人规模的村落提供低成本的“小型净水场”。[35]三洋电机也针对印度尼西亚岛国土地狭小、安全饮用水不足的特点,开发了低成本、低维护、低能耗的便携式“分散型水净化方案”。除了商品开发之外,日本企业还积极在当地开展技术转移,并致力于改善卫生状况、治理介水疾病等社会发展项目。[36]与高铁、电力、通信、港口建设等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类似,成功的水务战略并不仅仅是商品销售、技术外溢和劳工输出。日本水务战略在东南亚的转型,特别是“合作形态”与“事业形态”的有机结合,使当地政府和民众获得了某种区域合作的“实感”和日本外交的“善意”,对于改善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提升其国际形象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培育和商务营销。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企业日益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日本在政府扶持、“官民互动”、“公私协作”等方面的有益理念和实践不无借鉴。

版权、出处:《现代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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